美国器官捐献新规允许提前接触家属,神经重症医生撰文反对
Opinion: New organ donation rules are unfair to families
美国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的新规从 11 月 18 日起生效,允许器官获取组织在家属决定是否撤除生命维持治疗之前就与家属谈器官捐献,目标是让美国 10 万多名等待移植的患者获得更多可用器官。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海莉的胸口,寻找哪怕最细微的动作、一次轻轻的吸气,任何生命的迹象。
海莉(化名)22岁,是一名大学生,在一场交通事故中遭受了灾难性的脑损伤。她躺在我们神经科学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就在我面前,心脏平稳地跳动,皮肤温热,靠呼吸机维持呼吸。我正在做一项呼吸暂停测试,这是判定她是否达到神经学死亡标准的最后一步。这是我在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担任神经重症监护医生的职责之一。当我们把病人从呼吸机上撤下时,我要盯着病人的胸口,看有没有哪怕一丝微小的起伏,那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10分钟。我的目光不能游移,我不能眨眼。海莉始终没有呼吸;她脑死亡了。
她的父母守了两天,等着她的姐姐从海外赶回来见最后一面。当他们终于接受女儿已经离世,器官捐献团队接手了后续工作。
六个月后,我们重症监护室收到一封信,讲述了海莉挽救的四条生命。她的两个肾脏分别移植给了两位祖父母,他们如今都能陪孙辈玩耍了。她的肝脏救了一位死于肝炎的年轻女性,她如今正在热带海洋里浮潜。她的心脏在一个患有致命先天性心脏病的年轻男子体内跳动,他如今正在海岸边徒步。
我从未忘记海莉,也从未忘记她挽救的那些生命,我深信器官捐献的意义。但从11月18日起,新规将改变器官捐献流程的运作方式,允许器官获取组织在家属尚未决定是否撤除维持生命的治疗之前,就与他们接触、商谈捐献事宜。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更多可用器官送到美国10万多名等待救命移植的患者手中。但我担心,这种做法会模糊奋力抢救患者生命的医生与负责器官获取的团队之间的界限。
这对家属并不公平,他们期望我们唯一关心的是他们亲人的安危。过早提出潜在的器官捐献,会让家属对重症监护室里的治疗产生不信任。这扇门,我们应当关紧。
为何判定死亡如此困难
2025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报告了73例已获授权但未完成的器官捐献案例,这些捐献者出现了“与器官捐献不相容的神经学体征”。《纽约时报》报道称,在一些农村或小型医院,部分患者在启动器官获取时可能尚未死亡。
这些发现引出了令人不安的疑问:提高移植数量的动机,是否压过了对潜在捐献者神经状况的审慎评估。
大多数州采用的《统一死亡判定法》确立了两条死亡定义:循环和呼吸功能不可逆地停止,或整个大脑功能不可逆地丧失,即脑死亡。
对患者家属来说,脑死亡往往比循环死亡更难理解。他们的亲人看起来还活着:靠呼吸机呼吸,心脏在监护仪上平稳跳动,皮肤温暖泛红。然而,如果没有机械支持,一旦大脑不再运作,身体也就无法再运作。
循环死亡后捐献(DCD)针对的是预后极差、已决定撤除生命维持治疗的患者。其中许多人遭受了灾难性的脑损伤,但尚未达到脑死亡的标准。判断一名患者是否适合做DCD,需要医生对其预后作出判断,而这一过程很难标准化。
相比之下,判定脑死亡的医学标准是统一的,在美国也被广泛采用。确诊需要严格评估三项标准,我们对海莉正是这样做的:存在已知病因的昏迷、脑干反射消失,以及自主呼吸能力丧失(通过一套名为呼吸暂停试验的严格流程来检测)。
按照这些标准被正确诊断为脑死亡的人,没有一个康复过。一个都没有。
我在教学中会特意叮嘱医学生,绝不要说我们“撤除照护”,因为即便我们停止了生命维持治疗,我们仍在照护患者。对临终者的照护与对生者的照护同样重要。
这类决定需要我们全神贯注,也需要患者家属的信任,因此必须有一支独立的器官捐献团队与我们并肩工作,不受负责治疗患者的医生支配。
一条更安全的增加器官捐献之路
医生应当在提升患者安全的同时,努力增加器官捐献。
首先,我们需要更好地让人们了解成为器官捐献者意味着什么。当有人在驾照上勾选“器官捐献”时,他们应当明白我们如何定义死亡,以及这个勾选究竟意味着什么。
其次,我们可以扩大神经专科力量在医疗资源匮乏地区的覆盖,尤其是那些无法即时获得神经科医生或神经重症医生的中小型和乡村医院。通过视频与学术型或综合性医疗机构中的神经科医生或重症监护医生会诊,可以帮助评估拟考虑DCD的患者在进入手术室获取器官之前的意识水平。
增加器官捐献的另一条途径,是把重点放在已被宣告脑死亡的患者身上。脑死亡之后,家属和医疗团队有更多时间按部就班地获取器官,从而为捐献者和受者争取最佳结果。
照护濒临死亡患者的ICU临床医生,常常深陷于向家属解释DCD与脑死亡之间异同的讨论之中。这些讨论往往令人困惑,让身处悲剧中的家属产生矛盾的情绪。
新的器官获取组织政策允许捐献团队介入这一讨论,而且往往是在家属和朋友尚未充分理解患者伤情严重程度之前就介入。这种打断会微妙地模糊我们照护患者与为他人获取器官之间的界限。
我们的首要任务必须始终是眼前的患者,并确保代其做决定的家属理解并信任我们所提供的照护。
在ICU里,我们谨慎地走过脑死亡与心死亡这两条路径,始终铭记器官捐献提供了一小片生物学意义上的永生。我们的患者尚未永远离去。
Tarvez Tucker,医学博士,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神经病学与神经重症监护教授。她的新书《暮色中的大脑:我们临终话语与时刻的神经科学》将于2026年12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来源:STAT News · statnews.com